也就是不偏甜、不偏鹹、不偏辣、不偏酸，在甜鹹酸辣間求其中、求其平、求其淡。

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怎麼讓一個不喜歡自己的人，忽然開始喜歡自己了呢？ 原因就是富蘭克林本人提出的很著名的「富蘭克林效應」。書借來一個星期後，富蘭克林寫了一封感謝信，派人把書還了回去。

很多時候這是直覺鎖在作怪。他們漸漸的成了好朋友。其中一個對手是富蘭克林的同事，他在富蘭克林參加州議員競選的時候，向議會提交了一份批評信，痛斥富蘭克林，堅決反對他再次參選。於是，他就想要把這個不喜歡自己的人，變成喜歡自己的人。在實驗完成後，這位老師叫住了其中一部分受試者，讓他們退還測驗所得的報酬。

人們會把這些正面的行為歸因為自己喜歡。當你不喜歡一個人的時候，如果你為他做出了一些正面的行為，你就會開始變得喜歡這個原本你討厭的人。當然了，追求財富人生並不是過錯，德西效應也並非指出薪水待遇、金錢獎勵不重要，而是在把賺取高薪當成目標的同時，我們也應思索如何讓工作愉快、生活充實有意義，避免淪為金錢奴隸與工作機器。

發展的動力，來自不輕易消退的工作熱忱 美國《管理世界雜誌》曾經進行一項調查，他們分別採訪了兩組受訪者，第一組是高階主管，第二組是商學院畢業生，並詢問他們哪種特質最能幫助人們成功時，二組受訪者的共同回答是：熱忱。明智的職場人士應深刻牢記，在沒有達到自己的學歷、能力、精力所能達到的事業頂峰之前，不應只將工作定位成為了賺錢而已，僅僅把目光放在幾千元的加薪幅度、幾個月的年終獎勵，很容易就會讓德西效應發酵，而為了避免落入「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的工作窘境，適時檢視並調整自己的工作狀態，可以協助你在工作與生活中取得平衡，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這也正是德西效應帶給我們的省思，不要只把工作當成獲取財富報酬的途徑，從中開發潛能、施展才華、實現更高層次的自我價值，不僅能湧現積極態度與精神動力，從容面對職場發展中的各種境遇與起伏，也能合理安排自我的工作、生活與人生目標。實驗小組發現，A組（受獎勵組）受測者在第二階段中因為一題1美元的獎勵而十分努力，可是到了第三階段會繼續解題的人數卻很少，這顯示出解題興趣與努力程度都減弱了，反觀B組（無獎勵組）受測者雖然從一開始就沒有獲得任何獎勵，卻有更多人在休息時間嘗試繼續解題，而且解題興趣與努力程度都在增強。

對此，心理學家提出了「德西效應」進一步分析這種心理現象。美國著名的企業家羅傑斯（Buck Rodgers）曾被列入全美十大傑出推銷員，他曾說：「我們不能把工作看做是為了五斗米折腰的事情，我們必須從工作中獲得更多的意義才行。

實驗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所有受測者不管解出多少題都沒有獎勵。20世紀最具革命性的俄國現代樂派作曲家史達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某次接受訪問時，當主持人問他一生中最感到驕傲的時刻，是不是在新曲首度公演的時候？還是功成名就而掌聲四起時？他回答說：「我雖然坐在這裡接受採訪已經好幾個小時，可是卻一直不斷地為新曲中的一個音符絞盡腦汁。為什麼人們的心理會產生這樣的變化呢？以往大家普遍認為，從事自己擅長的工作，能持續賺取金錢，又可以增強工作動力，但實際上，人們從事某種活動時，既有外在動機（如獎金、獎勵），也有內在動機（如成就感、滿足感），而一般狀況下多數人常因外部動機而工作，也就是為了賺取金錢過生活而上班，要是工作的成就感與滿足感無法獲得，或是一心把焦點放在金錢的累積上，往往就容易產生工作倦怠感，也難以體會到真正的愉快幸福感。第二階段，受測者被分為兩組，A組受測者完成一道難題就能獲得1美元的報酬，而B組受測者解題卻完全沒有報酬。

職涯中必然會面對的關卡：我為了什麼而工作？ 出社會後，每週到辦公室上班至少5天是多數人的生活模式，當你從一個職場菜鳥、基層員工，逐日成長為辦公室老鳥或中高階主管時，實際上除了薪資收入外，在其他方面也將有所收穫，例如決策能力、社交能力、領導管理能力的強化，以及生活品質穩定提升等等，換言之，你從工作中得到的是有形收入與無形收穫。對他們來說，工作除了帶來收入之外，也帶來了無窮的樂趣，並且驅使他們釋放自身的真正潛能，創造無限可能的人生風貌，而不論是運動員、藝術家、科學家或商務人士，一旦對工作抱持熱忱，往往就會積極進取，遇到困難時也能勇於面對處理，因為工作不再單純地與收入有關，更重要的是它能實現個人的人生目標。理想狀態下，工作是一個學以致用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發展、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然而，多數人往往在不同階段會先遭遇到德西效應的考驗。心理學家認為，這個結果表明進行一項愉快的活動（即內感報酬），如果提供外部的物質獎勵（外加報酬），反而容易減少這項活動對參與者的吸引力。

德西效應（Westerners Effect）：顛覆了高薪萬能的認知 德西效應源自於心理學家德西（Edward Deci）於1971年的心理實驗，在這個實驗中，每位受測者都要解答有趣的智力難題。至於晉升為職場老鳥的人，在享受工作成果一段時間後，即便工作狀況與薪資待遇都算穩定，也會出現消極怠工的狀況，無論是厭煩於職場的明爭暗鬥、工作內容的毫無新鮮感，或是有錢卻生活品質欠佳⋯⋯等都會導致身心出現不適

不改變這種權力結構而推動現代化的嘗試失敗了，這並非不可思議。正如民族主義的第二波一樣，亞非各國的民族主義最終會讓這些國家的權力顯著增強，必然會導致權力的失衡吧。

首先，在成功結合了民族主義與產業主義的國家與未能實現這種結合的國家之間，出現了顯著的權力失衡。只需要像西洋人一樣對待它們就行了」。原因在於，中國幅員遼闊，中國的傳統政治結構鬆散。然而，國家權力的基礎是以民族國家這種形式出現的組織基礎。直到一般被稱為現代化的現象——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產業革命——步入正軌為止，中國必須經歷極其困難又漫長的過程。其他歐洲國家締結同盟，對抗活用組織行動能力與科學精神實現強化的德國，這種對立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共已經擁有了世界第四的軍隊，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當日本投降時，毛澤東指揮著百萬大軍，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根植於村落的權力組織。

然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憑藉與日本軍隊打遊擊戰，成功地建立了以農村為基礎的軍隊。在西方文明較早傳入的沿海地區與長江沿岸，這種現代化止步於借貸外國資本而興建的工廠等。

然而，官僚機構卻沒有延伸到村落。並且，這三個國家是十七世紀至一八世紀的權力鬥爭的主角。

除了這種漠不關心，以皇帝為頂點的官僚機構存在於表面，其最下層是縣吏。然而，隨後，民族主義的第二波與產業革命結合了起來。不如脫離其隊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在表面上，軍事力、經濟力是構成國家權力的要素。

然而，福澤正確認識到了當時的世界權力失衡及其原因，把「脫亞論」當成所謂的迫不得已的方法。無論如何，沿海地區的工業化與大多數中國人民之間沒有密切聯繫。

隨著西班牙逐漸沒落，英法與其他王朝國家展開了長期的權力鬥爭。這種權力鬥爭在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上實現了平衡。

用對鄰國的態度來對待支那和朝鮮，無需給予特殊待遇。在這一意義上，《雅爾達協定》可以說具有匹敵維也納會議——這一會議締造了十九世紀歐洲國際關係的框架——的歷史意義。

並且，這種結合能夠一邊讓絕大多數國民參與政治，一邊靠民族主義的感情與科技的進步維持國家的統一。帝利何有於我哉」這一名句說的那樣，一言以蔽之，中國的普通民眾對政治漠不關心。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由於人類未能充分應對民族主義的第二波，導致了二十世紀的動盪。如今，民族主義在亞非各國發展壯大。

法國與英國自身沒有貫徹民族主義的原則。針對固守古老傳統的中國與朝鮮，他提倡「脫亞論」——「我國不可以心存猶豫，等待鄰國文明開化，與之共同振興亞細亞。

隨著中共贏得內戰，這一誕生於中國北部的權力的組織基礎擴張至全中國。在這一意義上，現代史是民族主義的勝利史。

德國變得比其他國家更強，破壞了十九世紀歐洲的均勢。這讓國家權力得到了飛躍性的增長，並造成了權力的失衡這一結果。